因抗战兴因内斗败因腐败亡,毛泽东选派耿飚出任驻缅大使

毛泽东选派耿飚出任驻缅大使 力促缅甸国内各派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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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前,耿飚是身经百战、横扫千军的著名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奉调外交部工作,成为杰出的外交家。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1963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耿飚出任驻缅甸大使,这是中央赋予耿飚的一项新的十分重要的特殊使命。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临阵换帅

听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宣传的人,对报纸和电台上曾大力宣传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都会记忆犹新,部分红卫兵还曾凭着一时冲动搞过“国际支左”。改革开放后,国内报道对缅共不再提及,其灭亡情况也不为人所知。1994年,本人曾到中缅边境考察,听当年“国际支左”的红卫兵谈过这段经历。其实,从自己的影子中往往最容易看到本身的缺陷。缅共的前车之覆,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是很好的镜鉴。

1963年,缅甸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由奈温将军领导的缅甸政府决定同缅甸共产党举行和谈。这一和谈是在中国的推动下实现的。

抗日斗争中兴起,学习中共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先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两国于1950年建交。同时,由于中共和缅共有兄弟党的关系,缅共在中国派有常驻代表团。由于缅共、中缅边界、华侨、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盘踞缅北等问题,缅甸在建交初期对中国有较大的疑虑。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交往很深。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内地人逃入缅境,成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1939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他们在普遍笃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并无太大影响。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打出“帮助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独立”的旗号,当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德钦党多数领导人竟欢迎日军,只有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并发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从而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两国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虑。

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1954年12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谈话。毛泽东强调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革命不能输出”,并首次就缅共问题进行了劝和,但吴努没有接受。

列宁认为世界革命是连成一体的,按这一原则要求,一国共产党掌权后便有义务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国党进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便以此原则要求下属各党。但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共识,一国又不应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党际关系要求与国际关系准则存在的矛盾,曾使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陷入“两难”处境。

1958年9月,缅甸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利用缅甸执政党的分裂,发动不流血政变,迫使吴努辞职,奈温自任看守政府总理。奈温本人是一位有政治见解和抱负的政治家。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在对外宣传中便停止鼓动世界革命,与缅甸、印度等国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当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想支持各国的革命进步事业,关键是把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榜样的作用去影响他人。

1960年1月,在缅甸即将举行大选前,奈温以看守政府总理身份访华,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问题协定,使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得以解决。两国同时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奈温对中缅关系所作的重大贡献。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1954年缅甸吴努总理首次访华时,曾于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坦率地讲了自己的心态,那便是:“中国如同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刻提心吊胆。”当时因美国大力组织反华包围圈,争取缅甸中立和对华友好,便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

1960年2月,吴努在大选中获胜。在这之后的两年内,缅甸实际上存在吴努和奈温两个权力中心。他们在国内是政敌,但都对中国友好。中缅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使中缅友好出现了高潮。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说明“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周恩来、刘少奇访缅时,也都说明中国从来没有支持缅共来推翻政府,并以朋友的态度表示希望缅甸政府领导人与缅共坐下来一起谈,中缅两国关系由此进入非常友好的时期。

耿飚于1960年1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不愧是将军出身的外交家,有非凡的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因此工作效率很高。

1955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并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B即是Burma,C指
China,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3万军队。

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由于1960年4月吴努重新担任总理后希望能在他同年访华时签订中缅边界条约,而中缅双方需要为此进行大量的勘界、划界工作,任务艰巨而紧迫。然而,双方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有关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耿飚作为主管副部长指挥有方,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9月底至10月初,吴努和奈温访华,参加中国国庆,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

“党内革命”, 内部滥杀 人人自危

1961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缅,参加缅甸独立节庆祝活动,并交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有关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极其繁重。耿飚全力以赴,动员了各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部署,使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事后,周恩来曾当面表扬耿飚的工作做得很好。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正当中缅关系一浪高于一浪地不断发展的时候,1962年3月,奈温再次发动政变,彻底推翻了吴努政府,组成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政府。不久,他宣布缅甸将走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成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行一党专政。在经济上,他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大力推行国有化,强行取消私人资本,缅甸经济出现了滑坡和混乱。缅甸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奈温是中国的老朋友,但对奈温推行的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初期没有公开表态,奈温颇感不安。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3年4月访问了缅甸。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
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师、第88师向勃固山区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9
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刘少奇的访问对奈温有重大的影响。同年6月,奈温以缅甸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愿同各派反政府武装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并保证谈判代表来往安全。同月,缅共中央主席德钦丹东复函奈温,同意同革命委员会举行谈判。同年7月至8月,缅方同意,包括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内的一些在华缅共人员参加谈判。

缅东北根据地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直接掌握的“中央远方委员会”领导,在“党内革命”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宽大些。缅共中央转移到当地后,背靠云南边境,周围多是少数民族,政府军进攻也缓和了许多。但新任主席德钦辛继续沿袭德钦丹东的极“左”一套,于1975年春在与政府军作战时战死,德钦巴登顶回国接任主席。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而越境的红卫兵。

中央考虑,鉴于奈温同缅共即将和谈,需要派一位懂军事的同志担任驻缅甸大使。耿飚是出身将军的外交家,在抗日战争后曾参加北平军调部的工作,在担任副外长期间,又主管缅甸,参与了1960年至1962年中缅两国的高层友好往来,并结识了奈温等缅甸领导人,显然他是十分合适的人选。1963年7月,中央决定派耿飚担任驻缅甸大使。
耿飚感到任务重大,义不容辞。当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找他谈话时,他表示:“党派我去,我就去。”

在赴缅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同耿飚谈了话。

毛泽东指示耿飚注意把国家之间关系同党的关系区别开,指出从国家关系来看,我们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尤其是邻国,应该和平相处,应该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从党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同情和支持别国的共产党。说的更清楚些,那就是:既不能因为要搞好国家关系,就不许我们支持别国的共产党;也不能因为要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就去干涉人家的内政。毛泽东说:“对于这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要注意,必要时也可以向所在国的领导人讲清楚。”

刘少奇要求耿飚对缅甸政府和缅共之间的和平谈判起促进作用,并加强同缅甸政府领导人的联系。他还将一封致奈温的亲笔签名信交给耿飚带去,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邀请奈温夫妇在方便时再次访华;二是介绍耿飚的经历,指出耿飚过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请奈温对耿飚的工作给予大力协助。

周恩来告诉耿飚,派他担任驻缅甸大使是毛泽东的指示,他说:“这次阵前换帅,你的担子不轻呀!”周恩来要求耿飚继续贯彻中国睦邻政策,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努力发展中缅的友好关系,支持其国内和解与和平建设。

当时中国驻外大使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临行前一般都会个别或集体受到一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但像耿飚这次赴缅前受到那么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接见,是十分少有的,充分表明他肩负使命的重要。

尽力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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