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士兵回忆二战,往事不堪回首

我成长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瓷器行的师傅。我14岁开始学木匠活儿,学徒3年。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经济萧条时期,我也被卷入失业大军,那是20年代末。为了谋生糊口,我曾经在军队的练兵场打短工,也在做玩具娃娃的工厂干过。我在1933年加入了党卫队,因为我反对左派的行径,尽管我年轻时曾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在办理加入党卫队的手续时我交待了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党卫队的人对我说: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什么。加入这支队伍必须要出示家谱,身高必须超过米,必须是雅利安人种。党卫队成员允许结婚,但必须递交申请接受审查。这些对我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雅利安血统。结婚的时候,我是穿着党卫队制服进入教堂的,外面站着50多个党卫队队员等候我出来,他们不能进去。我弟弟加入的是冲锋队,不久就发生了党卫队奉命取缔冲锋队的事,我们兄弟成了对头。我们必须服从,不能反对长官,不允许怯阵也不存在怯阵,谁在战场上胆怯,他就失去了他的名誉,还要被送到惩罚连去受罚。在党卫军中我获得的最好感觉就是集体精神,这里没有医生、工人、教师的职业差别,大家是一个整体,人人互相帮助。很多人说,党卫军中没有人当俘虏,这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党卫军中确实没有人愿意被俘,所以我们总是战斗到最后。我们的对手都知道,和党卫军作战没有一次不是在啃硬骨头。

党卫军最早是保护元首的一支精锐武装,在首都柏林的重大活动中常作为仪仗队出场。在我报名参加党卫军时,一共有1万人同时参加了报名。但经过严格的挑选和体检,最后得到录取的只有3
00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党卫军在“二战”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警卫核心机构;管理集中营;前线作战。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这支政治武装所表现出的意志、纪律和冷血都超乎寻常。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重大罪行多与党卫军有关。党卫军士兵因而深遭痛恨,在仇恨者中间也包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人。

在阿道夫·希特勒卫队中,我们学会了唱很多歌。有一天突然学唱《玛利亚和约瑟夫》,它不适合做进行曲使用,我一点也不喜欢,特别是在去靶场的路上要是唱这首歌特别显得不伦不类,后来上级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把这首歌取消了。

莱夫勒:

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些在德国出版的有关党卫军的文献,发现了一些党卫军在集中营以外的罪行记录,这里选摘两段如下:

作者:朱维毅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多林:

1944年6月在法国奥拉多苏尔发生大屠杀时,我在村外。等我进村时,扫射已经结束。我们把剩下的一群妇女和儿童都赶进了一座教堂,然后我们奉命往教堂里运送炸弹和燃料,然后我们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听到了教堂里的爆炸巨响。事后我们重返教堂去掩埋尸体。时隔不久,我们就被派到了诺曼底。

1944年6月10日,党卫军帝国师第4装甲步兵团为报复法国游击队的袭击,摧毁了法国村庄奥拉多苏尔·格拉纳,一次就杀害了642人,其中190人是中小学生。事件的起因是抵抗运动的狙击手射杀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这次行动在党卫军的档案中被称为一次“普通军事行动”。

党卫军士兵最显着的标志是制服右领上的带有 “SS”
的领章,这两个字母被设计成了两道闪电。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里,这两道闪电成为老少皆知的恐怖标志。

我成长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瓷器行的师傅。我14岁开始学木匠活儿,学徒3年。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经济萧条时期,我也被卷入失业大军,那是20年代末。为了谋生糊口,我曾经在军队的练兵场打短工,也在做玩具娃娃的工厂干过。我在1933年加入了党卫队,因为我反对左派的行径,尽管我年轻时曾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在办理加入党卫队的手续时我交待了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党卫队的人对我说: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什么。加入这支队伍必须要出示家谱,身高必须超过米,必须是雅利安人种。党卫队成员允许结婚,但必须递交申请接受审查。这些对我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雅利安血统。结婚的时候,我是穿着党卫队制服进入教堂的,外面站着50多个党卫队队员等候我出来,他们不能进去。我弟弟加入的是冲锋队,不久就发生了党卫队奉命取缔冲锋队的事,我们兄弟成了对头。我们必须服从,不能反对长官,不允许怯阵也不存在怯阵,谁在战场上胆怯,他就失去了他的名誉,还要被送到惩罚连去受罚。在党卫军中我获得的最好感觉就是集体精神,这里没有医生、工人、教师的职业差别,大家是一个整体,人人互相帮助。很多人说,党卫军中没有人当俘虏,这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党卫军中确实没有人愿意被俘,所以我们总是战斗到最后。我们的对手都知道,和党卫军作战没有一次不是在啃硬骨头。

澳门新葡亰,揭露纳粹军队的战争罪行不是我的写作重点,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既无秘密可言,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德国之所以能在战后重新为国际社会接纳,直面历史悔过自新是其关键所在。我要调查并展现给中国读者更多的是前党卫军士兵的个体经历和感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参加过“二战”的德国军人在战后分为两类,一类被纳入常规军人的范畴,用一句“为国尽职别无选择”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而另一类则被纳入“责任承担者”范畴,党卫军就属于后者。“自愿加入”的原则使党卫军成员无法用“被驱使”来解释他们的参战立场。而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党卫军做出的“犯罪组织”的结论也明确定位了这些士兵在“二战”中的身份:犯罪组织的成员。在这种压力之下,前党卫军士兵通常不愿接受采访,特别是外国人的采访。东德地区的老兵艾卡特就说过:对历史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特殊群体,后来人很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认识,表现在党卫军就是“妖魔化”。为了穿透“妖魔化”的定势认识,我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发现了一些原党卫军士兵战争回忆的史料,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支“特殊军队”的一些个体对这一段历史的感悟:

莱夫勒:

文章摘自《寻访“二战”德国兵》

党卫军在“二战”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警卫核心机构;管理集中营;前线作战。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这支政治武装所表现出的意志、纪律和冷血都超乎寻常。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重大罪行多与党卫军有关。党卫军士兵因而深遭痛恨,在仇恨者中间也包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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